本文导读——
西湖边寿星石的名字时常出现于一些典籍之中，像是一个影子，但它的真迹似乎湮没于时间中，每每让人扼腕叹息，而它的发现，宛如一次重生。
历史的缺憾多数就真的成了空白，但有时候会以这样的喜剧出现。正如作者俞长寿所说：群山中的摩崖题刻，多数是历史名人留下的手迹，它是杭州优秀传统文化的闪耀亮点。
湖山崖壁中的题刻，既是湖山在时间中的见证，同时又承载着其厚重的文化底蕴，就像寿星石，它的来龙去脉是传统文化在时间中的印痕，也是杭州传统文化的积淀和呈现。
从某种意义来说，寿星石的被发现，既是一种文明的延续，同时也让我们庆幸冥冥中的那种眷顾：山水不语，但山水有情。
时间终究会留下让我们打开历史之门的密码。这期的《城纪》，和既往版面相比，也许在文学性和思想性上有所缺少，但它的资料性却又有所长，这也是我们所追求的版面风格多样化的实践之一。（李郁葱）
正文从这里开始——
杭州隐秘地图之湮没百余年的“寿星石”
俞长寿/文
一面城池三面青山，美丽的西湖犹如镶嵌其中的一颗天然明珠，使富饶的杭城显得更加绚丽多彩。多少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了不朽的诗章画作，甚至筑居隐逸湖山。在杭州群山中的摩崖题刻，多数是历史名人留下的手迹，它是杭州优秀传统文化的闪耀亮点。这些散落在湖山崖壁中的题刻，寿星石题句是一处能够体现杭城民众幸福生活的摩崖石刻，竟在西湖边消失了一百多年，不免让生活温馨的杭城人感到有些遗憾。
1.考证工作应力求完整性和真实性
年1月，杭州文史界在新新饭店举行“民族英雄陈文龙史学研讨会”前，杭州市历史学会和杭州古都文化研究会的一些学者，对位于葛岭路智果禅寺旁陈文龙墓址的历史遗存展开调查时，在《武林掌故丛编》中的《陈忠肃公墓录》一张插图中，看到墓祠前有一块“寿星石”图景，引起调查学者的注意。随后到实地摸排查看，发现了这块曾经享誉杭城的寿星石和摩崖石刻。这是一块矗立孤悬的天然岩石。因周围被一些建筑物所遮挡，所以突兀的岩石一直不为人们所察觉。
调查人员把这一情况，向杭州市历史学会的领导和专家作了汇报，专家一致认为这是一处西湖重要的历史文化遗迹，应当认真考证。老房子专家仲向平说，他已到实地观看了寿星石的形状外貌。为了尽快摸清寿星石的情况，我分别与赵一新会会长、仲向平副会长数次对寿星石题刻的表面绿苔与风化层用软刷进行剔除清理，并用清水冲洗后，寿星石题刻的字迹逐渐显露出来，“寿星岩”（夀星嵒）三字题刻为隶体，字迹较为清晰；上下款题刻字体小，风化比较严重，有些落款字已仅存印迹，而有些尚能依稀辨认。经过多次对落款字风化层做了技术性清理后，通过逐字揣摩辨读，几个落款字已大致能辨认出来，能够模糊地看出题书人和镌刻人名字的几个字，但不完整，不能完全确定落款人的名字与落款的基本内容。面对残缺不全的落款字，要想完整确认上下款的词句，具有一定的难度，需要用更多的查证依据来综合分析来加以认定。
因此，我与一些爱好学者开始为此进行长达三个多月的调查，查阅了大量相关史籍资料。
在初步确定题刻人的姓名后，我征询了对书法艺术具有较深研究的钱法成、胡效琦、王翼奇、赵志远、蒋荫炎和周年和先生，他们认为考证工作要做得细，也应力求完整性和真实性。因此，我想查证核对镌刻人陈禹谟的其他题刻遗迹，就特地去了一趟四川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荍坝乡，实地观看三国古道崖壁上的《百丈篇》五言诗摩崖石刻。这是由时任马湖府（今四川屏山县）兵备道（按察使佥事）陈禹谟在明万历四十一年（）一月题书镌刻。因为没有攀爬工具，我只有从山崖下远距离向上观看悬崖峭壁上的题刻。《百丈篇》摩崖题刻是用行楷体书写，与杭州寿星石题刻字体不一样，但字迹苍劲质朴、浑厚大气是一脉相通的，对最终认定“寿星岩”镌刻人很有帮助。
经过数月的调查，考查人员不但对寿星石镌刻人在各地题刻的真迹进行了辨别，还对“寿星岩”的书写和镌刻人的历史背景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查阅。在掌握了不少有用信息后，再来对寿星石题刻上下款进行反复仔细的辨读，最后认定“寿星岩”三字是由明朝王弘诲题写，上下落款是镌刻人陈禹谟的落笔。
当对书写人、镌刻人基本可以确定后，我于年6月18日正式向杭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递交寿星石题刻的查考资料，并建议尽快立项给予保护。
在杭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的提议下，调研人员又向寿星石的属地管理单位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岳庙管理处递交资料，要求属地单位启动保护工作。我对保护寿星石题刻的建议，得到了上述两家管理单位的积极支持。据悉，相关单位正在加快推进寿星石题刻的保护工作。
2.苏东坡的题句石刻因岩体风化已难觅墨迹
寿星石，位于北山街葛岭路5号静逸别墅进道口的右侧。
静逸别墅，是国民政府第一任浙江省主席张静江的故居。年6月21日，由张静江、朱逸民夫妇用块大洋向张棣华购买了4.5亩山地作为宅基用地。年，建成两幢西式花园洋房，取夫妻之名为楼名。静逸别墅的东侧，是南宋抗元名臣陈文龙墓和智果禅寺遗址，侧后山谷有参寥泉。此处原有苏东坡的题句石刻，因岩体遭到风化已难觅墨迹。
这里原是五代后晋寿星院旧址，因有奇特的寿星石，径山僧人择址建了寿星院。据《淳祐临安志辑佚》载：“寿星院在钱塘县后，晋天福八年建，为寿星山寿星院，天圣中重建，治平二年赐寿星院。”《武林旧事》说：“寿星院，有寒碧轩、此君轩、观台、杯泉、平秀轩、一击亭、明远堂、东坡祠及诗刻。”“江湖伟观，即观台旧址，尽得江湖之胜”。
观台在寿星院后葛岭山巅上，淳祐年间，知府赵与筹（ChOu）改建观台时，在观台旁的山石上又增建两座亭子，用于游人在观台观景时遮挡风雨骄阳。当年置身观台既能一览西湖全貌，又能远眺钱塘江涌潮，时为杭城一大胜景。
3.苏东坡曾经是寿星院的常客
五代和北宋中期以前，寿星院佛韵文化兴盛，为钱塘名刹之一。苏东坡两次履职杭州时，寿星院和孤山的智果观音院是他顾访最多的寺院，因而留下了不少有关寿星院的诗词文章。熙宁四年（），苏东坡被贬离京出任杭州通判，与孤山智果观音院的道潜法师（参寥）一同登访寿星院。寿星院只有住持，尊奉道潜为寿星院方丈。
寿星院住持在山门前迎接，苏东坡向住持和道潜法师说：“某生平未尝至此，而眼前所睹，若皆素所经历。自此上至忏堂，当有九十二级。”遣人数之，果然如此。苏东坡又正确说出了佛院后殿阁、山石之名，又道“某生前山中僧也”。苏东坡所言让两位法师惊诧不已，称其佛缘甚深。后来苏东坡便成了寿星院的常客。
在寿星院住持的引领下，三人拾级而上来到江湖伟观（观台）下的此君轩禅坐茗茶。苏东坡见茶叶形状卷圆，与龙井茶扁状不一样，沏泡后香味也有差异，端起茶碗呷了一口感到清香味醇，问住持此为何茶？住持说：“此茶乃陋院自栽，焙烘成卷形，名曰‘寿星茶’，用榭后杯泉水煮沸冲沏，故味滋甘醇。”所谓杯泉，就是从后山石缝中流出的泉水形成的杯形井口而得名。
苏东坡问住持：“法师为何忌讳法名？”住持微笑道：“非忌讳，到客皆唤贫僧法号亦。吾院祖师遗有札言，‘此院乃卧龙藏凤之地，萃聚日月湖山光华，尊梵音五相，崇诗词书画。寿星乃民之盼，佛家之望，吾院掌执当以此为法名，恒定切切。’故来访者，无不呼之。”苏东坡听后才明白寿星院法师法号的玄事，觉得寿星院梵韵文化厚重，当即作诗《此君轩》：“卧听谡谡碎龙鳞，俯看苍苍立玉身。一舸鸱夷江海去，尚余君子六千人。”
元祐四年（），苏东坡皇封龙图阁学士，赴任杭州知府。他第二次到杭州后，又与笃友智果观音院道潜法师一起到寿星院拜访住持老友。这次三位圣贤观看了寿星院的全部胜迹，上至山顶观台，下至忏堂轩榭、嶙峋怪石（寿星石）、石罅流泉等悉数观赏。到了晌午在斋堂用餐后，三人落座此君轩东侧的寒碧轩，苏东坡顾不得休息，诗兴大发，连写三首诗。首作《寒碧轩》诗：“……日高山蝉抱叶响，人静翠羽穿林飞。道人绝粒对寒碧，为问鹤骨何缘肥。”随后又作了《观台》《游中峰杯泉》两首诗。
苏东坡在《答陈师仲书》一文中说：“……轼亦一岁率常四五梦至西湖上，此殆世俗所谓前缘者。在杭州尝游寿星院，入门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后堂殿山石处，故诗中尝有‘前生已到’之语。”
陈师仲，字传道，时任杭州钱塘主簿，他将苏轼在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所作的诗文编为《超然》《黄楼》二集，苏东坡很重视这二本册子，故特意撰文给陈师仲对诗稿释疑。他在答文中特别提到，其一岁时就多次梦到西湖，表明对杭州有着与生俱来乡土情怀，对西湖的梵音深处情有独钟，他在寿星院胜迹写下10余首诗文。
苏东坡前后守杭五年，第二次为两年，有多少次来寿星院论诗茗茶，恐怕连苏东坡自己都已很难说清。苏东坡与道泉和寿星两位法师，除了个人兴趣投缘外，主要是儒释相通的诗文之交。
到了北宋末年，寿星院因缺少修缮，房舍逐渐破败，但“尚有僧侣守院，早晚启闭山门”。明清时，慕名踏访的文人雅士依然络绎不绝，主要是来追寻苏东坡的踪迹余韵，因此也留下不少精彩诗文，让寿星院这方净土更加锦上添花，使寿星院成为西湖的一大文萃寺院。
4.智果禅寺兴衰沉浮相间
南宋绍兴年间，宋高宗要在孤山智果观音院旧址建四圣延祥观，将观音院一分为二，“一徙栖霞岭南，一徙葛岭”，建在葛岭山阳的叫上智果寺，绍兴十四年（）建成；分建在栖霞岭南的称为下智果寺（今岳庙）。上智果寺占用了部分寿星院旧址。从此寿星院房舍荡然无存，只有在佛院前山坡上的寿星石依然突兀挺拔地屹立着。南宋景定三年（）十一月，宋度宗的长子赵焯薨死，谥宁武军节度使、开封府仪同三司、广国公，景定四年欑宫智果寺。元朝初年，抗元民族英雄陈文龙在杭殉国后，一些宋朝降臣感念陈文龙满门忠烈，特向朝廷请示后，选址江湖卫观（观台）下寿星院此君轩旧址、上智果寺西侧建造了陈文龙墓。
上智果寺传承了孤山智果观音院的佛院文化，所以移址建成后不失名刹之誉，香火旺盛。元至正初年，《重建智果院记》作者、天台文人徐一夔游览智果寺时，在法堂见到了当年智果寺在孤山时，由苏东坡手书“元祐五年岁次庚午二月辛卯朔二十五日乙卯上梁”真迹木刻，称其为寺藏瑰宝。木刻“厚不盈尺，广四倍之，长可三十尺”，常年放置于法堂长桌上。此题梁木刻为南宋庆元三年，江州知府韩松访谒智果寺时，看到苏东坡所有在智果寺留下的翰墨都载入碑刻，唯独原智果观音院法堂脊梁上的苏东坡题记未录入碑刻，就叫工匠按苏东坡原迹刻制了这块木板。
智果禅寺建成后，兴衰沉浮相间，分别于明洪武初年（）、崇祯五年（）翻修，至清顺治和同治年间又分别进行重修。民国时，智果寺大殿、祖师殿等主要佛殿依然有僧人驻居吟佛，部分寺房改为其他用途。当时，智果寺有位清华和尚，他对中药中医很有造诣，在杭州具有盛名，常有慕名访客而致，让智果寺成了中医名家会聚之地。
年，傅嬾园创办浙江中医专门学校，年正式招收学生。年，在西湖智果寺旁开设教学所；年，浙江中医专门学校停办，前后共招生20班，计学生人。年，同盟会会员，中国中西结合治疗的先行者裘吉生，由绍兴移居杭州西湖桂林里寓所，医院，与智果寺清华和尚成为医德之交，经常来寺院切磋中医临床医治之方，首开中医学术性交流。年，中国近代第一所中医疗养院“西湖中医虚损疗养院”，在智果寺左首建立。
年后，智果寺逐渐被废弃。到今天，在五代后晋寿星院旧址上的历史建筑，除了智果禅寺大殿（前殿）和祖师殿残破遗存外，其他建筑几乎已全部毁尽，包括建于明代的陈忠肃公祠房。但寿星院遗址上的历史遗存格局基本未变，具有重塑特色文化的诸多条件。
5.当年钱王或并未加封寿星石或寿星山
宝石山上有寿星石的称谓，是在明朝中后期时代才有的事，此前只有落星石之名。现在宝石山上有寿星石的题刻是今人所为。
吴越国时宝石山有短时间的“寿星”之称，但并未有完整的“寿星石”叫法。后汉《郡国志》对宝石山有如此描述：“上有七层古塔，妙绝人工，北有落星二石，吴越王钱氏号寿星宝石山，后改为巨石山。”也就是说，吴越王将宝石山一时称为“寿星宝石山”，很快就改称“巨石山”，之后一直沿用。
唐代文学家、吴越国钱塘令罗隐《封石记》中讲：“或耸秀而层排巨石，或岧峣而朝挹众山。”他把宝石山的巉岩巨石誉为杭州众山之最，全文未有寿星石之说。
南宋《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咸淳临安志》在记载宝石山时也均未有寿星石之名。虽《乾道临安志》和《淳祐临安志》都残缺不全，但如果前朝的志书有寿星石之名，后朝的《咸淳临安志》必然会有相同记载。《咸淳临安志》仅说：“巨石山，一名石甑山。”在卷八十二记述中有“保俶塔，在巨石山，咸平中，僧永保重修，土人因号保俶塔焉。”
宝石山上有完整记载寿星石之称的是明《万历钱塘县志》。县志说：“宝稷山（宝石山），一名巨石山，有崇寿寺；宝所塔，俗名保俶塔，有峰曰狮子，有石曰寿星、曰倚云、曰屯霞，有石屏，有松台，有乳泉，有一勺泉，其支为霍山。”清《湖山便览》讲：“寿星石，初名落星石，钱王封，改今名。凡二：一在塔后，一在看松台。各大数十围，根不土著。湖中遥望之，圆活如星。”而实际上，当年钱王称封的只是巨石山，并未加封寿星石或寿星山，《湖山便览》此段记载是有偏差的。
葛岭下的寿星院是因有寿星石而得其名，建于五代天福八年。寿星之名和江湖伟观一起，一千多年来都是杭州的湖山胜景，人文深厚，又有明代“省部级”官员题书的“寿星岩”摩崖石刻，锦集着杭州重要的寿星文化资源。
6.寿星石曾被杭城人视为“幸福之石”
先有寿星石，后有寿星院。寿星石在寿星院未建之前，在杭城已很有名气，它被杭城人视为“幸福之石”。明朝时，寿星石有了“寿星岩”的摩崖题刻，它在杭城的名气就更大。题书人叫王弘诲，他是明代的一位名臣，教育家，广东琼州府（今海南）人，明嘉靖四十四年进士，明万历十三年（）出任礼部右侍郎，擢迁南京礼部尚书。“寿星岩”题刻是在他任南京礼部尚书时，与镌刻人陈禹谟一起游览杭州西湖时题写。
镌刻人陈禹谟也是明朝的一位高官，善诗文，娴熟篆刻艺术，在全国很多名胜之地留有他的摩崖题刻。他是江苏常州人，明代万历举人，历任南京国子监学正、四川按察司佥事，官至贵州布政使，著有《广滑稽》三十六卷、《四库总目》传世。
“寿星岩”题刻于明万历二十二年（），至今已有年历史，是西湖一处重要文化遗迹，也是杭州西湖重要的旅游文化资源，可以开发成为一处独特的西湖旅游景点。
编辑李郁葱